孩子们大方展示书包，包里只有几本教科书，很轻。李娜摄

　　9月11日清晨，益师附小校门口的梧桐叶筛下细碎晨光，四年级学生沐沐晃了晃肩头的蓝色卡通双肩包——这个曾因塞满练习册“坠得脖子酸”的书包，如今只躺着语数英课本、画画本和草稿本，沐沐也有余力手上提着装饭盒的布袋。

　　“轻装”成了校园里最迷人的风景梓山湖学校二年级学生习玥雯捧着新发的体育课本眼睛发亮：“这学期书包轻得能蹦跶。”八年级学生唐晨曦掰着手指算：“以前杂七杂八的书堆成山，现在只有课本和基础训练，背起来真轻松。”

　　这场“轻装”变革，源自教育部16条负面清单的刚性约束与益阳“一科一辅”政策的落地生根。政策实施以来，课堂内外的变化已清晰可触：秀峰路小学六年级学生卢娅琦将四本主科书码得整整齐齐，五年级学生曹晓骁书包上挂着跳绳。“现在放学不用中途歇脚，能自己跑上楼。”

　　曾经被教辅资料“压弯”的脊背，正随着教育生态的转变逐渐舒展。但“轻”了的书包，也让不少家长的心“悬”了起来。

　　在学校门口随机采访的15位家长中，10位坦言“心里没底”。康家乐的妈妈翻出书包夹层里两本《课堂点睛》叹气：“学校作业少了，可升学考试还在那儿摆着。别人家孩子偷偷补，我们不补怕落后啊。”七年级的家长群里，“隐形补课”成了热词——有人报体育社团“曲线挽分”，有人制定精确到分钟的英语听力计划，更有家长直戳痛点：“减负是好事，但得先改‘唯分数论’。要是升学还只看分数，谁敢真松手？”

　　这种矛盾，恰恰折射出教育转型期的典型困境：当“机械刷题”逐渐退场，家长对“高质量成长”的认知仍困在分数赛道。正如一位家长在家长会上的困惑：“作业少了，孩子在家总玩平板，我们该管还是该放？”

　　面对家长的焦虑，益阳各校正以“精准施策”将“减负”深化为“提质”。在梓山湖学校，语数外教师每天碰头的“年级备课组统筹制”成为关键：限定作业总量与时段，通过“限时完成-当场批改-及时订正”闭环，确保90%以上学生校内完成作业。三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翻着孩子的作业记录本感慨：“以前回家要写两小时，现在半小时就能搞定，还能看半小时绘本。”

　　“书包管理”被纳入劳动教育课程，藏着“教育即生活”的巧思。益师附小刘丰老师展示着学生的透明文件袋：“从上学期开始，我们把‘整理书包’设为亲子作业，教孩子按课表配书、定期清理。”放学前，孩子们熟练地倒掉水杯里的水，将课本按大小归类——这个小细节，让劳动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日常。

　　课后服务的“加法”更显用心。各校将作业指导作为“基础项”：校内完成书面作业后，学困生有教师“一对一”答疑，优秀生能参与“数学思维拓展营”；“拓展项”则涵盖科技、文体、艺术等领域——梓山湖学校的足球社团、赫山实验学校的非遗扎染工作坊、秀峰路小学的“小主持人”课堂，让课后时间从“刷题场”变身“兴趣乐园”。